1935年5月25日，四川石棉安顺场，中央红军刚刚强渡大渡河，河面上的枪声还没有完全停下，新的难题已经摆在毛泽东、等人面前：船只能运送少量部队，主力无法迅速通过，敌军正在沿河布防。
安顺场渡口并没有给红军留下充足时间。这里水流湍急，渡船数量有限，红军若停留太久，蒋介石调集的川军和中央军便可能从几个方向压上来。渡河，成了当务之急；但怎样让数万人的队伍安全通过，更是生死攸关。
刘伯承熟悉西南地形，也清楚大渡河的险恶。部队经过长途转战，粮食、弹药和体力都十分紧张。强行涉水不现实，继续在安顺场等待同样危险。有人急，有人忧虑，指挥机关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决定。
有意思的是，困局并没有把红军逼到只有一条路可走。毛泽东提出，不能把全部希望压在安顺场渡河上，应该向北寻找另一处通道。沿着大渡河上游，在安顺场以北约320里，有一座泸定桥。
这座桥不是普通的木桥。泸定桥横跨大渡河，由铁索组成，桥面铺着木板，连接四川西部交通要道。谁控制了它，谁就能把大部队、辎重和伤员较快送过河去。对当时的中央红军而言，泸定桥是通路，也是时间。
军委随即作出部署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沿大渡河西岸北上，夺取泸定桥；红一师一团等部队沿东岸前进，形成夹击和策应。两路大军隔河并进，既要赶在敌军增援之前抵达，又要防止其中一路被截断。
5月27日清晨，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。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带队前进，前方是狭窄山路，左边峭壁，右边河谷。部队没有所谓的“从容行军”，每多耽搁一刻，敌人就多一分准备。
敌军很快发现了红军的行动。叶坪、菩萨岗一带接连发生战斗，红四团一面还击，一面寻找道路。山路被阻，就绕行；敌军设伏，就设法迂回。这样的战斗不算大，却不断消耗时间和体力。
5月28日，红四团距离泸定桥仍有很长一段路程，军委要求部队务必在29日夺桥。命令传到团里，官兵们都明白，这不是普通的行军速度，而是一场和敌军援兵赛跑的行动。
部队连夜赶路。大雨浇透了衣服，山道泥泞难行，许多战士已经一天没有吃饭，只能咬几粒生米，喝冷水充饥。杨成武后来回忆，这支队伍靠的不是体力充沛，而是明确知道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桥头。
夜行途中，红军还遇到一个细节上的较量。对岸敌军也打着火把行进，红四团便利用当地竹篱笆制作火把，尽量模仿对方的行军队形。隔着黑沉沉的河谷，敌人误以为对岸仍是友军，红军因此争取到了宝贵时间。
5月29日清晨，红四团抵达泸定桥西岸，并迅速击退守敌，占领桥西阵地。此时的泸定桥桥板已经被敌军拆去，只剩下十三根寒光森森的铁索。桥下是奔腾的大渡河，桥头还布置着火力点。
突击任务交给了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，连长廖大珠担任队长。战斗打响后，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冲去，后续部队用机枪、步枪和手榴弹压制敌军。铁索晃动得厉害，脚下没有完整桥面，前方却是密集的枪火。
敌军在桥头纵火，火焰和浓烟封住了前路。廖大珠带队冲入火中，突击队员借着残存的木板和铁索继续前进。有人中弹，有人跌落，但队形没有停下。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，红军攻入东桥头和泸定城，控制了这座关键通道。
“桥拿下来，后面的部队才能过河。”这是当时最朴素的道理，也是红军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泸定桥之战并非孤立的勇敢冲锋，它建立在安顺场渡河、两岸策应、连续奔袭和战场判断之上。
毛泽东所说的“往北320里”，真正价值不只是指出了一个地名，而是在安顺场受阻时，及时把部队从单一渡口引向更大的机动空间。刘伯承面对的焦灼，也因此转化为一场抢时间、抢道路、抢主动权的军事行动。泸定桥被夺下后，中央红军获得了继续北上的通道，敌军企图凭借大渡河围歼红军的部署随之落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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